《别称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德]丹尼尔·保罗·施瑞伯著，苏子滢译，上海三联书店丨拜德雅，2025年4月版，396页，78.00元
阅读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的《别称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德文原版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1903；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2000；苏子滢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4月）是一次有点奇特的训诲。在这本回忆录中，充满了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的偏执、休想话语，同期又羼杂着极为内省、感性和雄辩的阐发。对于该书的轮廓是：“1884 年，德国凸起的法官丹尼尔·保罗·施瑞伯初度遭受了精神崩溃，而后他屡次发病，一系列的精神崩溃折磨着他的余生。在他发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天下是一个宽敞的、由一个掠夺性的天主所主管的神经结构，而这个天主与他的大夫弗莱希格正联手通过愚弄他的神经来对他进行‘灵魂谋杀’。施瑞伯解析地贯通到，他的个东谈主危险与他所说的‘天主领域的危险’联系，这场危险停止了全东谈主类的福祉，而拯救危险的办法惟有一个：施瑞伯以为我方是被选中来救赎这个天下的，他要收复这个天下失去的福祉。关联词，要作念到这少量，他只可先从一个男东谈主变成一个女东谈主……”（见封底）这一轮廓是比较准确的。更有点煽情的表述是“一位被会诊为‘疯子’的法官在长达九年的囚禁后为争取解放而写的自我狡辩”，有点符合今天流量热门的需要。对常识界来说，把弗洛伊德、拉康和德勒兹等东谈主对这部回忆录的挖掘、生发和评价作为阅读的原理天然也很有劝诱力。事实上，即便对于精神分析门户并非很感好奇爱慕的读者来说，施瑞伯法官的回忆录相同有着热切的阅读意旨：从这位一个多世纪前的精神病患者独处而矍铄的精神叛变中，看到争取解放与东谈主类福祉的致密计议。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1961年为该书撰写的法译版引子（李新雨译）是一篇热切的导读文章，他说施瑞伯的文本是一部伟大的弗洛伊德主义文本；在某种意旨上与其说是弗洛伊德诠释了它，不如说是它诠释了弗洛伊德所铸造的那些畛域的计议性（XVI-XVII）。这样说来，施瑞伯不错看作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念念想前驱，因此拉康对于施瑞伯大法官的这本《回忆录》被精神分析学界所零星感到抗拒，后果是在英、法学界的边际群体中才得以被关注和翻译。说真话，拉康这篇引子窒碍易读懂，倒是引子的译者为其写的“译按”作了比较解析的阐释。译者指出，拉康在这篇引子中稀罕强调了施瑞伯文本对精神分析的热切价值及其在翻译出书上的时辰延误之间的这个宽敞落差，这种“有意症结行动”组成了一种隐含权力的政事。译者尤其提到了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的《反俄狄浦斯》对《回忆录》的解读更多凸显了施瑞伯文本中的政事身分和种族身分，他们指出施瑞伯的精神病体验及其书写只是因为照实反应了晚期老本主义中的权力关系才被行动是“不正常”的。还有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群众与权力》中通过分析施瑞伯的《回忆录》而适应探讨了统治者与偏执狂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复兴了纳粹意志时势所造就的“群体精神病”对东谈主类现实的影响。临了就是在日本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两大组织称号“NERV”（神经）和“SEELE”（灵魂）也齐是径直取材于施瑞伯的寰宇不雅（XIV-XV）。回特别来咱们看到，在这套“精神分析前锋译丛”的总序《翻译之为精神分析家的任务》中，李新雨就从精神分析门户从奥地利到英、好意思、法等国的历史演变阐发过这个议题，他以为在弗洛伊德衰一火之后，无论是英国的“训诲主义”传统如故好意思国的“实用主义”形而上学，齐使精神分析局限于心思休养的褊狭范围。以拉康为代表的法国精神分析念念潮提议“回到弗洛伊德”，通过对弗洛伊德念念想的系统性重读和创造性重译，将弗洛伊德念念想推向了社会念念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Ⅶ）。
作为普通读者，咱们不错不对施瑞伯的《回忆录》作文本细读的研究，也有时需要“回到弗洛依德”，可是正如“译按”所言：“但愿施瑞伯的文本和拉康的引子能够重新叫醒咱们千里睡的耳朵，如果赓续对精神病东谈主的‘疯言疯语’保持漫不用心和漠不温煦的阻抗，恭候着咱们的决不会只是是精神分析的危险……！”（XV）说白了，有可能靠近的是某个社会领域的精神危险。
对于精神病患的体验、书写与权力压迫及反抗的关系，无疑是在当下活命中亟需关注的热切议题，是在精神天下的普遍性崩溃趋势中无法躲藏的念念想挑战。公开府上自满，中国成年精神窒碍毕生患病率为百分之十六点七五，这意味着梗概有两亿三千万东谈主罹患不同程度的精神窒碍。在当下的社会热门问题与舆情中，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彭胀十多年，“精神病患”作为一种生理病症与社会现实中的病耻感、臭名化和权力压迫仍然相互纠缠，时时引起舆情风云与极大关注。可是在念念想界就怕更多的是“对精神病东谈主的‘疯言疯语’保持漫不用心和漠不温煦的阻抗”，无论是对于如安在现实中保护精障者的正当权益如故从念念想文化领域中探讨精神窒碍脑怒与权力压迫的关系，齐显得比较淡薄。在这个意旨上，施瑞伯的《回忆录》确凿具有作为一册充满设想力的“奇书”阅读除外的念念考价值：在他的偏执、休想之中，阿谁压迫性天下的荼毒与无可抵抗是真实的，在被断绝、被渐忘中反弹起来的念念维力量与信念亦然真实的，对于阿谁复杂的神话天下的建构与结构历程亦然相同真实的。如果说像埃利亚斯·卡内蒂那样把施瑞伯的《回忆录》看作是对日后纳粹帝国极权压迫的预警或有牵强的话，起码咱们应该承认它从偏执与休想中叫醒发展对权力压迫的警惕和反抗信念。
对于施瑞伯的家庭、东谈主生资格以及患精神病的历程，中译本译者在一篇文章中有很详细的先容（苏子滢《从“灵魂谋杀”到自我救赎：施瑞伯神经疾病历程速写》，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7238473/），罗斯玛丽·戴纳奇在“英译版导论”中则有比较简约的先容。大致是这样的：施瑞伯生于1842年的莱比锡，他的父亲莫里茨·施瑞伯是德国知名的育儿各人，可是他的大女儿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自尽了。施瑞伯在1884年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后，神经疾病第一次发作，那时的主要施展是疑病和忧郁，在弗莱希格大夫的精神医院入院半年后似乎康复了。1893年施瑞伯升任大法官，他再次发病，持续了9年。他的症状从启动的严重失眠发展到严重的幻觉和休想，临了资格了漫长的收复期，扫数这个词历程伴跟着产生各式偏执、休想和强制念念想等精神资格。
施瑞伯我方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阐发“第一次以录取二次神经疾病初期的个东谈主资格”，“我资格过两次神经疾病，每次齐是精神过度劳累激发的。第一次（任开姆尼茨地区法院主席时期）是由于我参加议会的竞选，第二次是由于刚上任德累斯顿上诉法院计较院主席后职责职守过重”（24页）。应该说，除了职责职守过重引起精神劳累除外，应该还有家庭、个东谈主秉性等多方面的身分，可是职责压力昭着是其中的径直身分。在今天的老本主义式的算法压迫之下的“灵魂的打工者”相同面对这样的晦气。
从1896年启动他零散地记了一些条记，第二年启动写日志，并启动构念念《回忆录》。1899年，施瑞伯得知我方的民事行为智商早已被褫夺了，因此启动上诉。1900年认真启动写稿《回忆录》，起先是为了让内助了解他发生过什么事情，自后缓缓感到我方的见证将对扫数这个词科学和宗教领域大有孝顺，同期以为不错在法庭上作为讲授我方有处理现实事务智商的把柄。1902年，德累斯顿高等法庭晓谕他胜诉，他在年底离开了松嫩施泰因精神医院。次年，他的这本回忆录出书。在此之后他与内助和收养的女儿有过一段舒缓的活命，可是在他内助因中风失能之后，他又病倒了，再次住进休养院直到1911年物化。
他的回忆录是留给这个天下最热切的礼物。“施瑞伯期待他的《回忆录》能为科学和宗教劳动作出孝顺，但科学和宗教昭着莫得收受施瑞伯的礼物。如果说施瑞伯的申报既不具备科学意旨上可求证的谈感性，也并非只是顺口开河，那么它的谈感性是怎么的？最终，精神分析收受了施瑞伯的礼物，那么精神分析能为施瑞伯作念的，大略就是把他的见证里面的谈理索求出来。”（苏子滢）
在他的回忆录中确凿有相配自发和犀利的自我见证叙事。“当我遭受外界的巧诈对待时，超天然之物也越来越犀利地向我涌来；那时我满心齐是对于天主和天下次序的极为精深的不雅念。但其实我从小莫得任何宗教狂热的倾向。早年与我关系密切的东谈主齐不错作证，我是一个天性舒缓、短少情愫、念念维清爽、头脑清醒的东谈主，我的个东谈主资质主要体现于耐心千里着耐心的月旦，而不是设想力龙飞凤舞的创造性行为。……年青时，我也不是咱们现存宗教意旨上的真确的信徒。我从未轻篾过宗教，但我以为我应该幸免评述宗教话题……我对天然科学尤其是修复在所谓的当代进化论学说上的作品过于关注，以至于不得不启动对一切基督教教义、至少是它们的字面意旨产生怀疑。我的总体印象是，唯物主义对宗教问题莫得最终发言权，但我无法让我方坚定地信托东谈主格神的存在，也无法保持这种信仰。”（43页）他在谛视里还列举了几本他也曾反复阅读过的著述，其中有海克尔（Haeckel）的《天然创造史》，令我想起年青的时候我读的是海克尔的《寰宇之谜》。无论如何，施瑞伯的念念想底色本来是步骤的德国常识精英谱系，可是在社会职责环境和个东谈主精神逆境（主要来自婚后配偶资格的死产、流产而莫得孩子的际遇）的压迫下变为精神病患者。
施瑞伯在《回忆录》反复提到和强调我方写下来的所念念所想具有要害意旨和价值，他一直对此慑服不疑，“我不错饱和详情地说，我在这方面掌抓的训诲若能被普遍收受，它将为全东谈主类作念出无比宽敞的孝顺”（致弗莱希格西宾的公开信）。他在写于1902年12月的“引子”中谈到出书本书的疑虑，主若是探求到书中波及的某些东谈主仍然活着，但他信托该书对于贯通科学和宗教谈理齐是有价值的，扫数个东谈主的探求齐必须排在背面。他以为无论我方曩昔形成的想法是否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实，“无论如何，惟有那些我根据我方的印象和训诲得出的对于永恒性的条目、天主的现实和属性、灵魂永恒等方面的论断，才值得更普遍的关注。”（引子）咱们也不错把这种自信看作是一种偏执与休想的例证，可是作家并非只是宣示我方的信念，同期还相配感性地，以至有点匪面命之肠试图劝服读者：“我将尝试对超天然事物作念出至少能让东谈主部阐明析的诠释，这些超天然常识照旧对我走漏了近六年。我天然无法指望我方被饱和解析，因为这里波及的情况是无法用东谈主类谈话抒发的；它超出了东谈主类的解析范围。以至就我本东谈主来说，我也不可坚称一切齐真实无疑：很大一部分齐还只是推测与可能性。毕竟我也只是一个东谈主，受制于东谈主类的解析力；但我不错详情的一件事是，和那些莫得获取神启的东谈主比较，我离谈理更近得多。”“为了让东谈主们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析我。我不得不借助大齐形象和比方来申报，这些比方有时可能只是大致上正确；因为东谈主能让超天然事物（其现实势必恒久不可解析）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析的独一样式，就是将之与东谈主类训诲中的已知县实加以比较。千里着耐心解析的特别就是信仰的开赴点；东谈主们必须收受这一事实：有些事物是诚然无法解析，却也真实存在。”（导论，3-4页）
接着他以“永恒”这个见识作为例子，以为它超出了东谈主的把抓，“东谈主类无法真确解析某物不错无始无终地存在，也无法解析一个原因无法再追忆到先前的原因。关联词永恒是天主的属性之一，我和扫数有宗教信仰的东谈主一样，齐感到我方必须收受它”。于是就谈到了天主，“东谈主老是倾向于问：‘如果天主创造了天下，那天主自己是若何来的？’这个问题将永远无解”。他承认基督教义中有些事情是千里着耐心无法饱和解析的，同期也不以为扫数基督教义的阐发齐是真实的，而是以为其中有些一定是不真实的，或者只在特别有限的范围内为真（同上，4页）。因此，“千里着耐心解析的特别就是信仰的开赴点”，这句话咱们在千里着耐心上有时会收受，诚然咱们详情也会承认东谈主的千里着耐心解析智商老是有限的，可是有时就必须由此走向信仰。可是对于施瑞伯来说，能够把千里着耐心解析与信仰的关系讲到这里，照旧很有感性的念念考包含在内。临了他说，“在我申报我是如安在疾病的影响下与天主修复了独到的关系——我得立即补充说，这些关系自己是违反天下次序的——之前，我必须先对天主以及东谈主类灵魂的性质作念一番证据；此刻这些说法只可先作为公理（无需讲授的信条）被给出，本书背面将尝试讲授它们。”（同上，5页）咱们在阅读中也只可在不可讲授与看作家如何“尝试讲授它们”之间伸开念念考。
现实上，在肖似天主与个东谈主红运这样的维度中的扫数感受和念念考，所谓的“讲授”齐是难以罢了的，齐只可依赖个体训诲来作出有限的表述。在这方面，施瑞伯在谈到扫数这个词天下解析为一个“神奇的结构”何况这个结构在最近被撕开了裂口而且与他个东谈主红运致密计议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但即等于我，也无法用东谈主类解析能透顶把抓的样式呈现这一潜入的关联。我的个东谈主训诲只可允许我略略揭开这层面纱，其余只是直观和推测。”（16页）可是施瑞伯时常也会反驳对于他的扫数念念想齐是幻觉的居品的说法。比如，他能说出和谨记千般麻风病的名字，据说形而上学麻风病齐曾出现过：东方麻风病（Lepra orientalis）、印度麻风病（Lepra indica）、希伯来麻风病（Lepra hebraica）和埃及麻风病（Lepra aegyptica）。那么，“我作为医学新手东谈主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些术语，也不知谈它们是否能对应上形容这些疾病的医学术语。我在这里提到它们，是为了反驳那种以为一切齐是由我我方的神经杜撰出的幻觉的假定：既然我本东谈主对麻风病的不同种类绝不了解，我若何可能俄顷想出这些说法？”（60页）现实上咱们信托如果他能说出这些见识，详情是之前在那里听说过的，问题是他的这个对于幻觉杜撰论的反驳自己是合适逻辑念念维的。
在施瑞伯的休想念念维中，谈话与念念想的关系占据了热切位置。他说除了普通的东谈主类谈话除外，还存在一种神经语（nerve-language） ，健康的东谈主时常意志不到它。在我看来不错这样解析神经语：它就像东谈主试图在挂牵中按特定功令铭刻某些词语的历程。在正常的情况下，神经语的使用只取决于神经所属的阿谁东谈主的意志，莫得任何东谈主能迫使另一个东谈主使用这种神经语。在他的神经疾病中，这种谈话的自主性消释了。于是就产生了他所讲的“强制念念考”（compulsive thinking）——“这个说法是我从里面声息自己那里经受到的，其他东谈主不太可能知谈这个说法，因为这扫数这个词征象超出了全部东谈主类训诲范围。强制念念考的现实在于，一个东谈主必须胁制念念考；换句话说，东谈主通过偶尔什么也不想（尤其是像寝息时那样）来让他心智的神经获取必要休息的天然权益，在我这里从一启动就被和我构兵的光束褫夺了；这些光束延续地想知谈我在想什么。比如我被这样问谈：‘当今又在想什么？’由于这个问题自己饱和没专诚旨——一个东谈主饱和不错在某些时刻什么齐不想，也不错同期想着无数件事情，且由于我的神经莫得复兴这个无理的问题，东谈主们很快便不得不诉诸一种伪造念念想（falsifying my thoughts）的系统。”（33页）
更热切的是，“我很难形容出强制念念考会给我酿成怎么的思想包袱，在它进一步恶化之后我又不得不承受怎么的精神折磨”（137页）。“强制念念考的现实在于它侵略了东谈主类念念维的解放，或者说侵略了什么也不想的解放……”（139页）这不恰是对于日后出现的纳粹帝国念念想专制主义的潜入预警吗？
罗斯玛丽·戴纳奇在“英译版注”中指出“灵魂谋杀”是这本《回忆录》中最晦涩、也最热切的议题，灵魂谋杀导致了天主领域的危险和他的疾病（326页）。施瑞伯我方的阐发比较清爽：灵魂谋杀（soul murder）“这一不雅念在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和诗歌中流传甚广，它指的是：不错通过某种样式占有另一个东谈主的灵魂。以这个灵魂为代价延迟我方的生命，或是获取其他的能超越死一火的公正。东谈主们只消想想歌德的《浮士德》、拜伦勋爵的《曼弗雷德》、韦伯的《魔弹弓手》等作品就能明白。不外，彭胀灵魂谋杀的主要东谈主物时常是妖怪，他怂恿一个东谈主类通过一滴血之类样式把灵魂卖给他，以交流某些平常公正；可是很丢丑出妖怪要拿他拿获的灵魂作念什么，东谈主们只可设计，折磨一个灵魂自己就是最终方针，这不错给妖怪带来特殊的乐趣”（16页）。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诗歌中的灵魂谋杀能够被平常收受，前提是那时的讴颂者和受众信其为真，这是咱们今天的文艺表面研究也能承认的。可是施瑞伯还有更进一步的念念考：“尽管这个不雅念只可算是神话……但灵魂营生或灵魂窃取这一传奇主题的平常传播值得东谈主们深念念，这种不雅念不太可能在莫得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被这样多东谈主构想出来。”（同上）那么，他立时以休想情状中的个东谈主训诲来讲授“当我的神经疾病看似病入膏肓时，我启动信托某东谈主曾试图对我进行灵魂谋杀，不外没能班师”（17页）。罗斯玛丽·戴纳奇对此指出，“当施瑞伯提到灵魂谋杀和灵魂盗窃时，咱们必须记着他的‘形而上学’修复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的基础上；……施瑞伯以为灵魂是并立存在且不错与身体分离的。当灵魂永恒离开身体并回到天主，东谈主就会死一火；而当灵魂暂时离开身体或受到他东谈主影响时，就会出现疾病，尤其是神经疾病。灵魂谋杀或灵魂盗窃的主题在宗教和民间传奇中平常存在。……它波及与此岸的玄妙构兵，以及东谈主类灵魂（即生命）的意旨和红运。”（326-327页）这种二元论其实并不玄妙，在咱们也曾特别熟习、挂在嘴边的话语中就有“出卖灵魂”“灵魂深处……”等说法，诚然咱们齐自以为是透顶的唯物主义者，并莫得什么二元论。
译者在“译跋文”中说恰是施瑞伯对“灵魂谋杀”的解释颠簸了她要翻译这本《回忆录》，因为从施瑞伯的一段话中看到和意想“他清爽的解析力和反念念力要若何和一个超天然体系共存？”的问题，这段话是：“是不是不错把对于某东谈主彭胀了灵魂谋杀的千般说法解释为：灵魂（光束）以为一个东谈主的神经系统如斯犀利地被另一个东谈主影响，以至于前者自身的意志力被俘获的情况（如催眠时发生的），是不被允许的。为了强调其不对法性质，它被称为‘灵魂谋杀’，因为灵魂找不到更好的词，就从现存的说法中挑选了一个；也因为灵魂有夸地面抒发我方的内在倾向。”（340页）她以为这段话让她一下子感受到了施瑞伯的主体性。精神病学家把休想界说为一种和怀疑相对确凿信，可是在施瑞伯的口吻里感受到的不见得是单一档次、扼杀了反念念确凿信，而是一种囊括了档次丰富的反念念与研究确凿信。施瑞伯对“灵魂”行为动机的分析是朴实且不带任何“夸大”的，而且珍贵到在这里讲的“灵魂”并不是“我”，“他的‘我’在这种耐心、客不雅的不雅察里，在他解析‘灵魂’的一坐一齐并向咱们申报它的竭力于里”（341页）。由此推论出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话语的解析问题：“精神病东谈主的话并不是一整块不可解析的原料，当咱们出于严慎和距离感作念出如斯的判断，亦然把他的话扫数这个词当成了物，这也就忽略了病东谈主去解析和建构不可念念议之物的历程中的主体性。不仅精神病各人们是病东谈主的见证者，病东谈主本东谈主率先是‘病’的第一个见证者。”“施瑞伯见证着，他并非不加鉴别地‘信托’他经受到的一切，而是对这个幻觉和休想寰宇中的虚实档次作念了详备的不雅察。他像一个精神病学家一样，剖析着这些声息的动机。在这少量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偏执狂和形而上学家相似。”（同上）这是对的，亦然在阅读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应取的念念维要道。天然咱们也需要明确的是，当咱们面对与形而上学家相似的偏执狂或者与偏执狂相似的形而上学家的时候，应如何保持咱们的“严慎和距离感”——当咱们奴隶他的念念路参加他的休想或形而上学天下的时候，既应该是诚笃的证东谈主，更应该是尖锐的分析者和判断者。
顺带意想的是，对于“灵魂谋杀”的形而上学性与心思学性的比较问题。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陈玮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21年）的时候，咱们会珍贵到亚氏的灵魂学说既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同期也有心思学的性质，无论这两种属性孰重孰轻，总有一种内在的关联。那么对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灵魂阐发，相同应该看到其作为见证和阐发的心思学性质。也就是说，偏执狂与形而上学家和心思学家相似。还有就是，对于“灵魂不雅点”（soul-conception），他慑服里面包含了热切且有价值的不雅念。“在我看来，灵魂不雅点原来指的是灵魂对于东谈主类活命和念念想形成的一套有些期许化的不雅念。……它们会用或多或少明确的词语来抒发一些行为法式和活命气派。”比如，“‘不要一有需求就去’（ Not at the first demand ），指一个贤人的东谈主不会允许我方被一时冲动驱使着作念出这样或那样的行动。‘启动的职责必须完成’标明东谈主应该相持追求他一启动的最终打算、不受负面影响打搅，等等。”（104页）从这里来看，他如故一位特别励志的念念想职责者。
如果说从好意思学意旨上来看施瑞伯的偏执休想，不错发现其中不乏一种精神上的精深好意思感。比如在他对于扫数这个词天下次序解析为一个“神奇的架构”（miraculous structure）的休想中，他看到的是一种“精深性”，这种精深性卓绝了历史进度中不同的东谈主和民族对他们与天主的关系曾提议的一切设计（15页）。联系“精深性”“精深感”的表述在书中一再出现，不错证据它不是一个唾手拈来的表述，而是在其休想性的念念维天下中具有真实的意旨和热切价值。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精深性是谈话难以抒发的，可是在与视觉计议的意象中却不错得到呈现。因此他说：“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在我看到那些和天下照旧消一火联系的无数异象中，有些是恐怖的，有些也具有难以言喻的精深性。……我好像坐在火车车厢里，或是在一架驶往地球深处的电梯里，我倒序地追溯了全东谈主类乃至扫数这个词地球的历史；在表层区域还有枝繁叶茂的丛林，基层则变得越来越黑。……又有一次，我感到自发好像被教训至福乐意境，似乎从高高的太空向下俯视，扫数这个词地球卧在我身下的蓝色穹庐中，这幅图景精深壮阔而飘逸……”（49-50页）这真口角常典型的精深好意思学意象，不错让东谈主持意想德国好意思学的纵欲主义特征。
因此应该望望在这位德国法官、常识精英在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叛变中所受到的精神饱读吹：“弹钢琴和念书看报——只消我头脑的情状允许——是我的主要防患技术，它不错让哪怕最冗长的声息也停驻来；……我将大齐诗歌熟记于心，尤其是席勒的叙事诗、席勒和歌德戏剧的长篇段落，还有歌剧里的咏叹长入幽默诗、马克斯（Max）和莫里茨（Moritz）的诗、《蓬头皮特》（Stuwelpeter）和史贝克特（Spekter）的寓言，我会一字不漏地肃静背诵它们。它们作为诗歌的质料好坏天然不热切；无论这些韵律何等不关紧要，但和我的神经被顺耳着的可怕鬼话比较，就连低俗的诗句亦然无价之宝的心灵鸡汤。”（140页）这些话天然不是来自任何幻觉、偏执或休想，而是源自东谈主类细致无比的丰饶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之中，作家能够安心面对个东谈主的处境：“我对我的个东谈主处境更加漫不用心了，我想起了贺拉斯说的‘活在当下’（Carpe diem），试图抛开对将来的担忧，活在当下并收受活命仍将带给我的一切。”（93页）这就是一种极为矍铄的叛变精神。同期，他对我方的叛变有着精深的信念和真确的自信，他以为我方的“真实情况远比外皮施展精深得多：我活在一种信念中——我于今依然对其真实性确信不疑——我必须治理东谈主类有史以来际遇的最为纵横交叉的问题，必须为东谈主类的最高福祉作念纯净的斗争。”（同上）
临了必须读的是该书的“附录”：《在何种情况下，不错违反其意志抒发地将一个被视为疯疯癫癫的东谈主拘留在休养院？》（论文）。作家以为“对精神病东谈主的收留和照看是国度接力于于国民的福祉与安全的一般性照护任务的一部分”，同期更强调“对扫数这些福利机构的使用时常齐不会强加于个东谈主；相背，当事东谈主或其法定代理东谈主不错解放采纳是否使用这些机构……咱们必须鉴别那些出于各人利益而被拘留的精神病东谈主和不适用于这少量的病东谈主”（225页）。“如果经管部门把他们的看法强加于（有智商经管其事务的）病东谈主或其法定代理东谈主（无论是个东谈主如故机构），他们就进步了我方的权限范围，换句话说，就会犯下犯罪褫夺解放的罪责。”（228页）
这是一位精神病患者最热切的现实叛变。